学宫大比，总共前后要持续三天，算起来也算是简化了许多，但是对于这些参加大比的学子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当长的考试了。
斐潜在第一天的时候露了一个面，表示主持和重视之后，就静悄悄的先行撤离了学宫，他自然不可能像是神像一样，一动不动在学宫呆坐三日，然后才离开。
这一次比试，对于大多数的学子来说，看到的，想到的，恐怕多数都是只会想到自身考得好就能取个高起点的职位上，或许也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思考斐潜举办大比的这样行为的意义，但是肯定没有像是斐潜所考虑的那么深刻……
斐潜回到了政务厅的时候，荀谌正在处理政事。说起来，现在斐潜的幕府之下，有一点六部的雏形了，有管农业的，有注重于公业的，有处理户籍的，有主抓吏治的等等，基本上来说就算是后世六部的一个粗浅架构。
斐潜坐了下来，略有所思。
华夏古代王朝的政治结构，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郡县加六部”。这个制度和核心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加上文官制度。
很多人看见集权，往往都觉得有些不好，觉得分权才是民主，才是王道，但是实际上大国和小国在治理上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小国就不大会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也很难说什么中央与地方关系，而华夏至少从西周分封诸侯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大致可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
中央集权的根本，就是保证统一，国家的统一。统一和完整，一定是整个社会民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否则战乱肯定就是生灵涂炭，百里赤野，这就像是三国之后的五胡乱华，一旦形成多国制度，华夏大地必定就是血流成河，处处烽火。
因此对于整个华夏王朝的核心部分来说，能不能保持对于地方的控制和统御，便是衡量一个中央政治集权的最为根本的标准。
而文官制度，则是中央政治集权的统治手段。通过调派不可世袭的官吏，到各地取担任地方大员，进行管理，在唐代之前，这些调派到了地方的大员，在交通和控制手段不成熟的时候，往往容易形成藩镇割据，就像是现在的大汉，又或是唐代的安禄山……
不过随着文官制度的进一步约束和规范，随着南北交通，特别是各种运河的开工和建成，中央的力量进一步的增加，地方藩镇割据的情况就逐渐的消亡了，变成了短时期的叛乱，不能长久的割据。
正是因为文官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和严格，所以文官对于武将这种先天上有世袭倾向的体系各种看不顺眼……
同时在郡县制度之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是上层，越是有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往下的，到了乡县的层面，往往就是一言堂了。就像是不管是称之为道、路，还是府，在这个层面上都有好几个大员相互制衡，而在县么，就是县令一个人说了算。
至于县令和县丞，基本上来说虽然有相互制约，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两个人是处在相互妥协上的，因为两个人都知道，县令任期一到便会调走，所以没必要来一个就搞一个，除非是完全不知道变通，确实已经无法妥协的时候。
而从这样的一言堂机构成长起来的县令，又怎么会习惯高一层的各种制衡？所以越向上，便越搞事情，朋党的朋党，倾轧的倾轧，也就成为了文官制度的标配，那朝那代都不少。
同时，这种“郡县加六部”的模式一旦确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向外扩张……
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为了稳定和巩固所设立出来的，地方官员反感人员流动，因为这样的人员流动会带来大量的新生问题，这种问题往往也是地方官员所不能解决的，而中央朝堂也不喜欢人员流动，因为人员流动就不能确定收取赋税，就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控制地方……
因此从上到下，都极度的厌恶人员流动，因此打压商业和严格控制人口流转，甚至将流民等同于奴隶和罪犯，也就成为了许多华夏王朝的国策。同时，因为边境往往人口稀薄，向外扩张的时候并不能像是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获得足够的赋税收入，因此在面对扩张这件事情上，除了元朝那个怪胎之外，走“郡县加六部”的模式的王朝最终都自我阉割，失去了对外持续扩张的能力。
斐潜在第一天的时候露了一个面，表示主持和重视之后，就静悄悄的先行撤离了学宫，他自然不可能像是神像一样，一动不动在学宫呆坐三日，然后才离开。
这一次比试，对于大多数的学子来说，看到的，想到的，恐怕多数都是只会想到自身考得好就能取个高起点的职位上，或许也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思考斐潜举办大比的这样行为的意义，但是肯定没有像是斐潜所考虑的那么深刻……
斐潜回到了政务厅的时候，荀谌正在处理政事。说起来，现在斐潜的幕府之下，有一点六部的雏形了，有管农业的，有注重于公业的，有处理户籍的，有主抓吏治的等等，基本上来说就算是后世六部的一个粗浅架构。
斐潜坐了下来，略有所思。
华夏古代王朝的政治结构，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字，“郡县加六部”。这个制度和核心其实就是中央集权加上文官制度。
很多人看见集权，往往都觉得有些不好，觉得分权才是民主，才是王道，但是实际上大国和小国在治理上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小国就不大会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也很难说什么中央与地方关系，而华夏至少从西周分封诸侯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大致可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
中央集权的根本，就是保证统一，国家的统一。统一和完整，一定是整个社会民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否则战乱肯定就是生灵涂炭，百里赤野，这就像是三国之后的五胡乱华，一旦形成多国制度，华夏大地必定就是血流成河，处处烽火。
因此对于整个华夏王朝的核心部分来说，能不能保持对于地方的控制和统御，便是衡量一个中央政治集权的最为根本的标准。
而文官制度，则是中央政治集权的统治手段。通过调派不可世袭的官吏，到各地取担任地方大员，进行管理，在唐代之前，这些调派到了地方的大员，在交通和控制手段不成熟的时候，往往容易形成藩镇割据，就像是现在的大汉，又或是唐代的安禄山……
不过随着文官制度的进一步约束和规范，随着南北交通，特别是各种运河的开工和建成，中央的力量进一步的增加，地方藩镇割据的情况就逐渐的消亡了，变成了短时期的叛乱，不能长久的割据。
正是因为文官体制的进一步规范和严格，所以文官对于武将这种先天上有世袭倾向的体系各种看不顺眼……
同时在郡县制度之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是上层，越是有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往下的，到了乡县的层面，往往就是一言堂了。就像是不管是称之为道、路，还是府，在这个层面上都有好几个大员相互制衡，而在县么，就是县令一个人说了算。
至于县令和县丞，基本上来说虽然有相互制约，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两个人是处在相互妥协上的，因为两个人都知道，县令任期一到便会调走，所以没必要来一个就搞一个，除非是完全不知道变通，确实已经无法妥协的时候。
而从这样的一言堂机构成长起来的县令，又怎么会习惯高一层的各种制衡？所以越向上，便越搞事情，朋党的朋党，倾轧的倾轧，也就成为了文官制度的标配，那朝那代都不少。
同时，这种“郡县加六部”的模式一旦确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向外扩张……
因为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为了稳定和巩固所设立出来的，地方官员反感人员流动，因为这样的人员流动会带来大量的新生问题，这种问题往往也是地方官员所不能解决的，而中央朝堂也不喜欢人员流动，因为人员流动就不能确定收取赋税，就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控制地方……
因此从上到下，都极度的厌恶人员流动，因此打压商业和严格控制人口流转，甚至将流民等同于奴隶和罪犯，也就成为了许多华夏王朝的国策。同时，因为边境往往人口稀薄，向外扩张的时候并不能像是其他地方一样可以获得足够的赋税收入，因此在面对扩张这件事情上，除了元朝那个怪胎之外，走“郡县加六部”的模式的王朝最终都自我阉割，失去了对外持续扩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