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一农场机关办公大楼为中心，形成一个辐射四周的小镇。别看这小镇的规模并不大，人口也不算多，更没有霓虹灯光的闪烁、高楼大厦的矗立、车水马龙的川流，它可是五一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虽然小镇上每天没有惊天动地大事发生，也没走出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人生之路就像探险者踏入漫漫的旅途，一路多有坎坷，也有意外的惊喜。这旅途，或崎岖荆棘，沟壑丛生，或风和日丽，绿树成荫，沿途的风景和过往的符号都成了他们擦肩而过的记忆；他们用脚步丈量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浅浅，歪歪扭扭的足印，而脚下的路还在不断地伸向远方，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向前，再向前。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这里原本是没有人烟的地方，一支军队集体转业后首先来到这里，化剑为犁，掘穴为房，建起了五一农场，于是这里便有了人，有了路。再后来，从都市到乡村，从工人到农民，从一般商贾到风流才子，从一饭难求的饥民到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女，从社会游民到劳改分子……他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为原本十分荒凉的小镇带来了生机，赋予了灵气，这些人在为自己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或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同时，也为那一方曾经是荒蛮的土地注入了生动和灵魂。曾经生活在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也好，或是生活在大漠长烟的塞上孤城也罢，无论是来自机器欢唱的城市，还是来自五谷飘香的农村，是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商人或者是犯过错误来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的劳改犯甚至是妓女，总之，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身份来到这里，经过组织批准或是经过“劳动改造”新生后，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成了农垦职工了。即使是妓女，来到这片荒蛮的土地上，也没有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她们。因为在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男多女少的现实让那些正处在青壮年时期的男人们不会过多地挑剔她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将亘古荒原变成万顷良田，才有了人进沙退的奇迹，才有了历史的沉淀与恒久的气韵。这些人，也如他们生活的小镇一样，或温婉、或豪迈、或肃穆、或狂放……这些性格通过遗传基因流进他们后代的血脉里，呈现的是某种跳动和不安。因为承袭了父辈们吃苦耐劳的基因，继承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这一代青年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轨迹似乎就定格在这片绿洲上。尽管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很少有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很少有人创造出轰轰烈烈的业绩，但他们把一首首农垦战歌唱得更加响亮；他们把一片片绿洲建设得更加富饶；他们恰值风华正茂的年龄，又正处在新旧体制变革的年代，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代，他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人生舞台上肆意地展现自己精明强干。
在五一农场三分场那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棉田里，一条条棉陇像地球仪上的经线整齐地排列着，近看似乎略有弯曲，远眺却是一线笔直。地头旁边，一条宽阔的机耕道（专为农机车辆下地作业行驶时留出的道路）平整地向远方延伸着，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挺拔向上，伟岸的身躯，舒展的枝条张扬着它的苍劲，勃发着它的生机。虽然是五月初的季节，气温忽高忽低，但白杨树的叶片已经完全舒展开了。
将红色拖拉机停靠在白杨树下这个名叫钟海涛的青年是五一农场三分场的一名拖拉机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塔里木河沿岸的南疆农场，能够当上一名拖拉机手，那是一件让年轻人特别羡慕的工作。就连许多机关甚至农场党委领导干部也是从拖拉机手里选拔出来的。钟海涛是土生土长的边疆农场第二代职工，父母都是五十年代从内地支边来到五一农场的。他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放弃了复读，在农场参加工作了。两年后，他成了一名拖拉机手。
而同在一个农场，同在一所学校，同在一个班级的方锐却比较幸运，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毕业后还自愿要求回到农场工作。八十年代中期，上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跳出农家门，成了城市人，吃着商品粮，住着公家房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再也不愿回到农场工作了。虽然农场职工也是拿工资的，但它毕竟姓“农”，能有机会跳出“农门”是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啊！而方锐却在首府上完大学后主动要求回到农场工作。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主动要求回到农场工作，这个要求当然很快得到五一农场党委答应了。毕竟，农场是缺乏人才的。大学毕业后还能够自愿要求回到农场工作的年轻人真是凤毛麟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