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福宫。
宋徽宗正在阅读《大学章句疏义》，嘉王赵楷在旁边坐着，蔡京亦被皇帝赐座。
而王黼、李邦彦、梁师成等人，则静静站于周围。
梁师成造海船的任务已完成，前阵子回京复命。宋徽宗本想让他驾船出海寻仙，梁师成直接装病不起。
皇帝知其害怕，也懒得拆穿，改派别的心腹太监，率领道士、禁军、童男童女前往杭州登船。
十多分钟就把书看完了，宋徽宗问道：“有何不对之处？”
蔡京说道：“此洛学也，颇多二程之言，譬如格物致知。”
宋徽宗却说：“格物致知，乃孔夫子遗言，怎成了二程说法？”
蔡京说道：“我朝儒士，对此众说纷纭。便连二程也有分歧，朱铭的格物致知，分明是引自程颐。”
蔡京不仅带来了《大学章句疏义》，还带来一本《道用策》。
宋徽宗不置可否，转而阅读《道用策》。数学、农学、物理等内容，他全部跳过不看，只读书中的理论文章，半个小时不到便已读完。
读着读着，宋徽宗就笑起来：“这个朱铭做学问，就像煮杂粥一般，他不止引用洛学，还引用了许多新学。洛学为本，新学为用，能揉在一起也算难得。”
宋徽宗可不止会搞艺术，他本身是有儒学根基的，居然能一眼看穿朱铭的底细。
事实上，除了王安石故意牵强附会、歪曲经义的部分，新学和洛学在学术上并没有太大冲突。
就拿格物致知来说，新学和洛学是大致相通的。
分歧当然也有，就连程颢、程颐兄弟之间都互有分歧。
王安石的格物理论，反而更接近程颐。
程颐认为，格物有外物和性分的区别。
外物，即人对事物现象的固有认识。比如看到冰就知道是寒冷的，看到父子就联想到孝顺。（事物的表象特征。）
性分，即事物现象所蕴含的深层次道理。比如冰是水受到阴气影响所化，阴气郁积所以很寒冷。孩子孝顺父亲，有更多人伦道理等等。（事物的内在规律。）
程颐的观点是，格万物而穷万理，万理相通是大道。更注重理论总结。
王安石虽然没有明说，但也在格万物而穷万理，只是各种道理没有串联起来。更注重实践效果。
程颐还对此进行吐槽，大概意思是说：“王安石年轻时牛逼轰轰说自己能格物穷理而归一，后来做学问却自我否定，晚年的学术成果更是支离破碎。”
朱铭启发陈渊撰写的《格物论》，既注重理论总结，又注重实践效果，等于把程颐和王安石相结合。
所以，宋徽宗说朱铭在熬杂粥，洛学取一点，新学取一点，扔在锅里一起煮。
蔡京坐在椅子上没动，右手抬了抬。
蔡攸立即捧出别的罪证，正是朱铭在金州州学的讲学内容摘抄。
宋徽宗仔细看完，脸色终于变得不悦。
王安石注有《礼记要义》、《礼记发明》两本书，朝廷推广的是前者，蔡京故意雪藏后者。因为后者多有“妄言”，好些观点极为激进，甚至可以称得上忤逆。
宋徽宗没读过《礼记发明》，即便读过，看了朱铭的讲学内容也会生气。
因为王安石再忤逆，也不敢直接说出来，只是启发读者去想。类似戳破了窗户纸，让读者可以窥探。
朱铭则明明白白讲出来，等于一脚踹开大门。
“好个君赠无禄之臣曰献，好大的胆子！”宋徽宗是被触到逆鳞了。
他疯狂推崇道教和道家，除了自己确实喜欢之外，更是要构建自己的法统权威。
他承认朱铭讲得有道理，且《礼记》的本义，多半就是朱铭讲的那样。但是，绝对不能说出来，更不能讲给士子们听！
正因为讲得有道理，宋徽宗才确信是朱铭讲的，并非蔡京父子胡乱诬陷。
按照传统的注解，那句话给出了花石纲的合理性。即无禄之臣，有好东西也该献给君主，官员百姓进献花石纲是应该的。
而朱铭把经义解释一改，花石纲就背离了仁政，官员进献花石纲就成了残民！
蔡攸默不作声，把朱铭的几首诗词献上。
配合着讲学内容，再看朱铭的后续三首诗词，宋徽宗瞬间明白是啥意思。他钦点的探花郎，他重用提拔的臣子，居然写诗暗讽自己，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聩的齐桓公，甚至使用“在床尸”这种词句。
写给李师师那首词，还在暗示继续乱政，大宋有可能会亡国。
“朕是在床尸啊！”宋徽宗已经怒极。
嘉王赵楷已经看完《大学章句疏义》，此刻正在读《道用策》。他虽然天资聪慧但对洛学不了解，实在看不明白其中关窍。
干脆不读了，从皇帝手里接过讲学摘抄内容。
扫视几行文字，赵楷义愤填膺道：“臣赠君曰献，君赠臣怎能是献？此人目无君上，该当重重责罚！”
宋徽宗对随侍太监说：“拟旨，禁毁《大学章句疏义》、《道用策》，胆敢私藏、传播此二书者，终身不得参与科举。已有官身者，降官贬职。金州知州朱铭……”
李邦彦等人屏气凝神，等着听皇帝发落。
朱铭是文官，而且是朝官，宋室优待士人，不能一杆子将朝官打死。
特别是以言获罪者，在处罚的时候要留有余地。
思虑许久，宋徽宗说道：“金州知州朱铭，特降六官，贬为知县！”
特降六官，朱铭的寄禄官就降为承务郎，从朝官变成最低级的京官。
宋徽宗正在阅读《大学章句疏义》，嘉王赵楷在旁边坐着，蔡京亦被皇帝赐座。
而王黼、李邦彦、梁师成等人，则静静站于周围。
梁师成造海船的任务已完成，前阵子回京复命。宋徽宗本想让他驾船出海寻仙，梁师成直接装病不起。
皇帝知其害怕，也懒得拆穿，改派别的心腹太监，率领道士、禁军、童男童女前往杭州登船。
十多分钟就把书看完了，宋徽宗问道：“有何不对之处？”
蔡京说道：“此洛学也，颇多二程之言，譬如格物致知。”
宋徽宗却说：“格物致知，乃孔夫子遗言，怎成了二程说法？”
蔡京说道：“我朝儒士，对此众说纷纭。便连二程也有分歧，朱铭的格物致知，分明是引自程颐。”
蔡京不仅带来了《大学章句疏义》，还带来一本《道用策》。
宋徽宗不置可否，转而阅读《道用策》。数学、农学、物理等内容，他全部跳过不看，只读书中的理论文章，半个小时不到便已读完。
读着读着，宋徽宗就笑起来：“这个朱铭做学问，就像煮杂粥一般，他不止引用洛学，还引用了许多新学。洛学为本，新学为用，能揉在一起也算难得。”
宋徽宗可不止会搞艺术，他本身是有儒学根基的，居然能一眼看穿朱铭的底细。
事实上，除了王安石故意牵强附会、歪曲经义的部分，新学和洛学在学术上并没有太大冲突。
就拿格物致知来说，新学和洛学是大致相通的。
分歧当然也有，就连程颢、程颐兄弟之间都互有分歧。
王安石的格物理论，反而更接近程颐。
程颐认为，格物有外物和性分的区别。
外物，即人对事物现象的固有认识。比如看到冰就知道是寒冷的，看到父子就联想到孝顺。（事物的表象特征。）
性分，即事物现象所蕴含的深层次道理。比如冰是水受到阴气影响所化，阴气郁积所以很寒冷。孩子孝顺父亲，有更多人伦道理等等。（事物的内在规律。）
程颐的观点是，格万物而穷万理，万理相通是大道。更注重理论总结。
王安石虽然没有明说，但也在格万物而穷万理，只是各种道理没有串联起来。更注重实践效果。
程颐还对此进行吐槽，大概意思是说：“王安石年轻时牛逼轰轰说自己能格物穷理而归一，后来做学问却自我否定，晚年的学术成果更是支离破碎。”
朱铭启发陈渊撰写的《格物论》，既注重理论总结，又注重实践效果，等于把程颐和王安石相结合。
所以，宋徽宗说朱铭在熬杂粥，洛学取一点，新学取一点，扔在锅里一起煮。
蔡京坐在椅子上没动，右手抬了抬。
蔡攸立即捧出别的罪证，正是朱铭在金州州学的讲学内容摘抄。
宋徽宗仔细看完，脸色终于变得不悦。
王安石注有《礼记要义》、《礼记发明》两本书，朝廷推广的是前者，蔡京故意雪藏后者。因为后者多有“妄言”，好些观点极为激进，甚至可以称得上忤逆。
宋徽宗没读过《礼记发明》，即便读过，看了朱铭的讲学内容也会生气。
因为王安石再忤逆，也不敢直接说出来，只是启发读者去想。类似戳破了窗户纸，让读者可以窥探。
朱铭则明明白白讲出来，等于一脚踹开大门。
“好个君赠无禄之臣曰献，好大的胆子！”宋徽宗是被触到逆鳞了。
他疯狂推崇道教和道家，除了自己确实喜欢之外，更是要构建自己的法统权威。
他承认朱铭讲得有道理，且《礼记》的本义，多半就是朱铭讲的那样。但是，绝对不能说出来，更不能讲给士子们听！
正因为讲得有道理，宋徽宗才确信是朱铭讲的，并非蔡京父子胡乱诬陷。
按照传统的注解，那句话给出了花石纲的合理性。即无禄之臣，有好东西也该献给君主，官员百姓进献花石纲是应该的。
而朱铭把经义解释一改，花石纲就背离了仁政，官员进献花石纲就成了残民！
蔡攸默不作声，把朱铭的几首诗词献上。
配合着讲学内容，再看朱铭的后续三首诗词，宋徽宗瞬间明白是啥意思。他钦点的探花郎，他重用提拔的臣子，居然写诗暗讽自己，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聩的齐桓公，甚至使用“在床尸”这种词句。
写给李师师那首词，还在暗示继续乱政，大宋有可能会亡国。
“朕是在床尸啊！”宋徽宗已经怒极。
嘉王赵楷已经看完《大学章句疏义》，此刻正在读《道用策》。他虽然天资聪慧但对洛学不了解，实在看不明白其中关窍。
干脆不读了，从皇帝手里接过讲学摘抄内容。
扫视几行文字，赵楷义愤填膺道：“臣赠君曰献，君赠臣怎能是献？此人目无君上，该当重重责罚！”
宋徽宗对随侍太监说：“拟旨，禁毁《大学章句疏义》、《道用策》，胆敢私藏、传播此二书者，终身不得参与科举。已有官身者，降官贬职。金州知州朱铭……”
李邦彦等人屏气凝神，等着听皇帝发落。
朱铭是文官，而且是朝官，宋室优待士人，不能一杆子将朝官打死。
特别是以言获罪者，在处罚的时候要留有余地。
思虑许久，宋徽宗说道：“金州知州朱铭，特降六官，贬为知县！”
特降六官，朱铭的寄禄官就降为承务郎，从朝官变成最低级的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