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拿着支票,感觉心头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谢你对联大所做的一切,我会立即让人购买砖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电报,笑道:“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已经发来回电,他们昨天就从成都启程了,还带来了美国引进的良种鸡。我只负责出钱,剩下的你们自己接洽解决,开办养鸡场的资金我会陆续汇来。”
“联大师生一定把鸡养好。”梅贻琦说。
民国时期,就属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最厉害。前者始于清末张之洞,技术底子雄厚;后者就更厉害,各种国外知名农学院前来教学,一些国际友人在抗战期间也没离开中国。
这么说吧,除了部分属于苏联支援以外,新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就是靠这两所大学打下基础的——这还是在大量顶尖农学家选择前往台湾的情况下。
另外北平农业大学也比较给力,但比起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还是逊色许多,主要原因是长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离开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访了龙云的三公子,感谢对方提供香烟等物资,还给龙三公子写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评论》刊载周赫煊的文章,标题为:《当今学生之任务与期望》。
西南联大虽然被称为民国最穷的学校,但他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却办出了一本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那便是钱端升先生创办的《今日评论》。
《今日评论》的创刊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为抗战提供服务,投稿者主要为西南大学教授,也有一部分文章的作者来自其他学校。投稿人一个个大名鼎鼎,有:朱自清、罗文赣、杨端六、潘光旦、冯友兰、钱钟书、陈岱孙、史国纲、叶公超、陆侃如、张道行、林徽因、王元照……等等等等。
文章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有讨论战局的,有讨论政治的,有讨论经济的,有讨论教育的,有讨论社会秩序的。甚至有人公开宣传共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让以老蒋为首的中央政府非常不高兴。
正因如此,常凯申对西南联大经常不管不顾,甚至教育部也刻意压着经费不发。而当日寇占领越南以后,中央政府要求西南联大搬迁,西南联大也坚决不肯,因为怕迁到重庆以后失去办学自由。结果是学校早餐都被取消了,学生们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身体素质奇差,经常发生上课晕倒的状况。
周赫煊那篇文章发表在《今日评论》以后,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因为核心观点只有一个:高校学生最好不要参军。
周赫煊希望学生们尽可能的学习知识,在战时大后方多做科学研究,为国家提供先进技术。而且学生们更艰巨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以后,届时中国必然满目疮痍,战后中国的恢复与发展都要依靠这些学生。
有人赞同周赫煊的观点,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无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一套。大部分人虽然高喊着抗战必胜,但其实心里都没底儿,恨不得人人都去参军打仗,投笔从戎更是被视为爱国的典型。
所以有学者狠批周赫煊,认为他是在打击学生参军的积极性,这种做法非常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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